大风起兮,旷野寻星──观看《受困的思想》的角度(上)

可以驰骋历史沃野,亦能上天求神谕、入地探酷土,有着经院的深厚内力,更藏蕴侠客的咏歌异能,更且理性与意志锻造了多语传输,足以智服众生、感性慑人。通俗的说法,这是一个能绾合学院知识与社会实践的奇葩,放眼这块岛屿,能担得上如斯讚誉者,吴叡人或许不是唯一,却绝对是名副其实。

大风起兮,旷野寻星──观看《受困的思想》的角度(上)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待焚之书?

作为台湾民族主义的绝地武士,吴叡人在政权再度易帜、转型正义之声高亢的今夏,终于付梓了首部曲──《受困的思想──台湾重返世界》。(以下简称《受》书)

就在众人企盼作者能述说「原力」从何而来?原力如何与我同在?作者却于书中序言写道:「这是一卷等待焚烧的书。它纪录着无知者测度历史,异教徒等待启示,绝望者希望,瘖哑者歌唱,瘫痪者狂舞,瞽者观星象,聋者听惊雷……它是用渺小的理性,贫困的知识,微弱的热情,以及平庸的生命记录的,关于受困的编年」。如斯的「受困」语境,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韦伯「对外物的顾虑该像一件单薄的外套那样轻轻地披在圣徒的肩膀上,随时可以脱下,但命运却使这外套变成像钢一般坚硬的牢宠」!

愁容深郁的韦伯和神采洋溢的吴叡人,明明是不同属性的人类,何以都因着牢宠,深困于存在主义的寓言里呢?是的,早在7月14日首场新书发表会,吴叡人就不断反覆咀嚼薛西弗斯神话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况味──脱困/受困/再脱困的篇章编排,意味了徒劳无功,却必须坦然接受。受困不仅于个人,更是台湾近世以来的悲运,又何尝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作茧自缚的启示。

于是,读者展书阅览前,首先得确知:这不是先知书。先知儘管痛陈现世的污浊混沌,却总勾勒清朗的来世。为抵未知的上帝之城,必然得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也就是要坚定排它固我。然而,《受》书,描摹的是一幅黯黑中有幽光,未来不必然会更好的图景。这不是地狱、炼狱,也绝非通往天堂的阶梯。《受》书所陈述的更非截断众流、唯我独尊的圣谕。若真要和先知连结,那幺《受》书该是依循《旧约‧约伯记》有关信心与苦难的思辩,是古老精神的复归。

该书也不是四平八稳的学报文字。身受芝加哥大学严格学术训练的吴叡人,思辨逻辑清楚、提纲挈领,但在伟岸稳固的钢架里,填以诗意音韵的流动情感。但一方面,由历史分析、地缘政治剖解、政治经济学的铺陈所形构的全书内容,对于底蕴不足的读者,恐导致见太庙却不敢入堂奥;而习于学院规格的文员,颇多除了线性逻辑,诸多见解并列的窠臼外,关于文学艺术与神学的想像,不是早随童年远飏,就是从未有之。于是,绝大多数人不易进入吴叡人的诗意园地,纵有略论也祇是清浅小语。《受》书怀念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的挚情信件谈及吴叡人自身的三重受困(历史─结构、知识─个人、进步意识形态结构)最可感知作者的孤独之旅,苍凉、无奈,却不得不走。

我的建议是:要把《受》书当成散文诗、卡夫卡的寓言小说、德弗札克(AntonínLeopoldDvořák)的音乐,尤其莫忘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身影。大胆直观再行理性排列,勇于和作者对话。

还有,不必囿于篇章顺序。像首列〈台湾后殖民论纲──一个党派性的观点〉,看似仿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其实是浓缩凝造的〈心经〉,初阅者不宜直入,接续〈贱民宣言〉和〈黑潮论〉之后较适切。而本书副标「台湾重返世界」和篇章脱困/受困/再脱困的牵繫,并非正反合辩证,而是「永劫回归」(eternalreturn)的序幕开启。

揭橥公民民族主义贱民路线

先行釐清《受》书的特质后,再来就进入全书导览。

总的说,吴叡人以历史为纵线,地缘政治、政治经济学为横轴,具体主张公民民族主义之当然与必要,其巩固端赖由下而上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并而创造出一条「全球公民社会」而来。

他清楚说明了当代东北亚的民族主义格局是「未完成的区域性民族解放工程,逐渐丧失平衡的多极体系地缘政治结构,以及不平等的资本全球化」,而台湾和琉球、南北韩、香港都是置于此种「多中心的共同边缘」底下成为「帝国的碎片」。帝国夹缝的地缘政治结构催生了这些地区的近代政治主体意识与民族主义,但同时也限制了它们做为近代主体的完成与民族的独立。因而吴叡人痛斥两次大战间的民族自决是「一个矛盾、伪善而保守的体系。…它揭橥普遍的原则,却从事选择性的实践。它诞生于帝国之瓦解,却护卫现存的国家边界」(页60)

一方面,唯有悲观主义者方能孰谙国际权力系谱并能洞悉东北亚现行特质,这才有「贱民」思惟的产出;另一方面,吴叡人析理了日本正式帝国的殖民统治期(古典帝国主义时代)、冷战二元体系下美国的非正式帝国支配期、后冷战新自由主义美国霸权期、中国崛起后的新帝国主义时代,藉以说明台湾民族主义如何源起于古典帝国主义时期,其后历经冷战与新自由主义的塑造,以及对中国附庸化的过程,最终在三‧一八运动中显现其当代面貌。

吴叡人冷峻的指出,儘管台湾民族主义係一种「晚期民族主义」,「它的起源是他律的、外部的、由上而下的,然而它的完成却是自律的、内部的、由下而上的;它被赋予了国家(polity),但也创生了社会的意志(will)。」(页339~340)因而,吴叡人指出台湾独特性在于「政治史的断裂VS.社会史的连续,以及政权的不连续VS.制度的积累,第一组二元对立意味着政权更迭下,移民社会的持续整合过程;第二组对立则意味着先后外来政权之间制度继承、积累与发展所导致的政治整合」(页324~325),他以近年来包括反美牛进口、大埔反农地徵收、反国光石化等「进步本土主义」,据以拈出台湾已然由「每日的公民投票」,致使「公民民族主义」已然稳住阵脚。

经由高亢的〈贱民宣言〉与浓烈史诗性的〈黑潮论〉,再回到〈台湾后殖民论纲〉的课题,就可以理解吴叡人的擘画,在历时的「连续殖民」(清帝国、日本。国民党),以及共时性的「多重殖民」(殖民母国/汉族移民/原住民)的架构下,梳理出「台湾人全体解放」的相互解放论。看似虚渺,在现实中已有诸多进展,然前路依旧迢遥,这是希望的乌托邦工程。

  •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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